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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，我们以张国焘和王明做主线人物，聊一下党史上的叛徒们。1924年5月，湖北督军肖耀南出动军警，包围汉口德润里23号，抓捕了领导“二七大罢工的”杨德甫、许白昊等共产党员。杨德甫随即叛变，在肖耀南的军法处录口供，说出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领袖的名字、住址以及联系方式。
北洋政府交通部收到名单后，命令京师警察厅按名单抓人。五月下旬，张国焘和杨子烈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被捕，一起被查到的，还有中共三大以来的重要信函：
“赵醒晨由九江来函，报告党部仍需设在南昌。并嗣后通信若有重要话，可用白矾水写字，免被查获。”
“实庵由上海来函，太平洋运输工会会期不出阳历六月，人选望速定。”
类似的信函共有20多件，记录了党组织的工作的秘密，可见意以多么重大。发现张国焘和杨子烈是实锤的共产党员，警察厅便把他们押回去审问。早年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，他就是学生里的风云人物，振臂高呼，便能动员起大批天之骄子，每天晚上，同学们都要到他的宿舍里，听他高谈阔论吹牛逼。后来由学生运动走上革命道路，陈独秀和李大钊都非常欣赏他，尤其是李大钊，基本把他当作亲传弟子来培养，根正苗红到没边了。1921年建党之后，张国焘又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，比如一大的中央局成员、二大的中执委委员，论党内职务，比李大钊都要高一些。因为实在太顺利了，张国焘根本没有意识到，革命是要死人的，政治活动是可能被捕的，一不小心，大好前程和性命都没了。张国焘慌的一笔，于是在被捕后不久，承受不住军警的严刑拷打，把知道的党组织秘密全招了。1924年6月2日，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提交了一份报告，如实记录了张国焘的叛变行为：“经派员将张国焘等提讯明确，据称，伊等私组铁路总工会，即为实行共产主义之通讯机关。陈独秀为南方首领，李大钊为北方首领。”“党员甚多，大半皆系教员、学生，姓名一时记忆不清。辅助党务者，南方有谭铭三等，北方有张昆弟等。各铁路均有工人在党，日前搜捕名册，即系各路工人通信地点。”也就是说，张国焘把恩师陈独秀、李大钊，都给供出来了。而李大钊正在北京到处奔走，准备营救张国焘。1924年10月，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囚禁直系军阀曹锟，李大钊通过冯玉祥的关系，把张国焘和同时被捕的同志营救出狱。出狱后的张国焘，隐瞒了叛变的细节，反而说自己英勇不屈硬抗到底，和北洋直系军阀做了深度斗争，并且在1925年1月举行的四大上，重新当选为中执委，回到党的核心领导岗位。直到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，张国焘都没有离开过，始终是说话最算数的人物之一。而就在2年后，记录在册的北方领袖李大钊，被占领北京的张作霖抓捕杀害。1928年6月，张国焘在六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，随后和瞿秋白留在莫斯科，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，共产国际通过代表团来指导中国革命。张国焘的身份，相当于钦差大臣，而就在莫斯科，张国焘遇到一生中排名第二的对手——王明。虽然王明在六大的身份，只是翻译科主任，但王明的背后，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米夫，这份来自共产国际的背书，给了王明极大的支持。1925年10月，入党不足一个月的王明，被湖北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由于形象好、俄语佳、口才流利，素人王明被时任副校长的米夫赏识，迅速提拔为党支部局小组长，第二年又在米夫的支持下，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。不过仅仅是这样，远远不够，王明想继续向上爬，需要一些特殊的机缘。1927年，王明陪同米夫到中国出差，回到莫斯科之后，正好赶上中山大学的派系斗争。俞秀松、董亦湘等人支持校长拉狄克，形成中山大学的“教务派”，而中山大学支部局的人，支持党委书记西德尼可夫，号称“支部派”，这两派相当于党和政的矛盾。教务派说学校的党务工作很烂，支部派骂学校的教学工作不行，两派争论很多天都没有结果，斗的不可开交。与其坐山观虎斗，不如由你这个副校长出面，拉拢两派之外的学校师生，联合支部派，打击教务派。一旦校长职位空缺，那得到校长职位的人，大概率是副校长米夫。米夫想想也对，便着手操作，果然赶走校长拉狄克，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。王明做为学生兼功臣，自然得到米夫的支持。不久后支部书记西德尼科夫被调离，米夫便支持王明，控制中山大学党支部局，至此，以党支部局为中心，形成王明为首的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。”成员都是近代史特别有名的人物：王明、博古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杨尚昆、陈昌浩、张琴秋、凯丰、李竹声、盛忠亮等等。其实说白了，这个小团体不是成熟的政治团体，只是米夫控制学校的爪牙。但是在那个年代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至关重要，尤其米夫成为校长之后，兼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、东方部部长，更是决定中国高层去留的关键人物。米夫是王明的老师，那么在狐假虎威之下，谁能和王明抗衡？于是同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张国焘，互相看不顺眼的时候，即便张国焘是政治局委员，但在共产国际大佬的眼里，就是个要饭的。所以盛忠亮回忆，和王明较量的时候，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，遭到彻底的失败。张国焘只是王明的垫脚石，几年后对国内大批革命家的清洗，才是王明掌握权力的重要步骤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国内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家们，认识到王明是错的，便坚持了正确的实践经验，然后和王明做斗争。而张国焘在失败以后，丝毫没有节操，向王明跪地求饶献上灵魂。1930年，李立三“会师武汉、饮马长江”的立三路线破产，共产国际东方部严厉批评了李立三，已经回国工作的王明瞅准机会，便公开反对李立三。这次表态站队，王明和共产国际穿一条裤子，并且反对已经失败的路线，那么反过来说，王明就代表了正确的国际路线。于是王明在中国革命的层面上，得到共产国际和米夫的欢心，捞到雄厚的政治资本。1930年12月，位卑人轻的王明，被米夫任命为江南省委代理书记。短短半个月后的六届四中全会上，王明火箭蹿升，被米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，再过一个月进入常委会。那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，但此人是傀儡，实权只属于王明。此前张国焘也回到国内，判明风向，开始向王明邀宠献媚，吹捧王明是“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。”这个人啊，能力非常强，却没有原则立场，极其善于见风使舵。王明也觉得，反正是手下败将，不如收在麾下做个马前卒。于是在1931年王明到处派人夺权的时候，张国焘被分配到鄂豫皖苏区，出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。是的，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，要求斗争清算留苏派的张国焘，正是以留苏派马前卒的身份掌握权力的。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任职的时候，由于路途遥远，必须有的武装卫队护送前行。大革命时期，周恩来策划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，其骨干力量之一是上海工人纠察队。顾顺章就是工人纠察队的副总指挥。随后在1927年的“八七会议”上，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，1928年的六大上出任中央委员，并且在同年成立的“特别任务委员会”里，出任第三把手，名次仅排在总书记向忠发、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之后。而且顾顺章做的是特殊战线工作，几乎知道党组织的全部秘密，从这里来说，他又是极其受到党组织信任的人物。1931年3月，顾顺章护送张国焘、陈昌浩到达鄂豫皖苏区之后，准备在武汉放松一下，便勾搭上一个女人。顾顺章的公开身份是魔术师，那就找个地方，给武汉的朋友表演魔术呗，只要手艺好，不怕没人给钱。于是经过化妆，顾顺章把自己改造的妈都不认识，登上舞台表演魔术。事实上，他表演的非常成功，观众被他的技艺折服，一片欢腾。顾顺章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沉迷，没有注意到，那些观众里有一个党组织的叛徒尤崇新，已经通过一些细节动作和习惯，认出此人就是顾顺章。和1924年的张国焘一样，顾顺章基本没做什么反抗，被捕后立刻投降，但要求面见蒋介石，亲自向蒋介石说出掌握的一切秘密。中统特务知道抓到大鱼，不敢私自处理，便向中统头目徐恩曾报告，请示该如何处理。如果一切顺利，顾顺章和徐恩曾、蒋介石见面，那么党组织的秘密就全部暴露了，周恩来和王明等留在上海的领导人，将面临一网打尽的后果。幸好，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党员，得到通知以后，没有立刻通知徐恩曾，而是迅速奔赴上海向周恩来报告。周恩来震惊了，顾顺章这么重要的人居然做了叛徒，娘的。现在的当务之急，是抢在中统行动前销毁一切文件、转移相关人员，才能尽力保全党组织的力量。周恩来和聂荣臻、陈赓等人连续工作两三天，所有人都没时间吃饭睡觉，才在中统特务赶来之前，把人员和文件都销毁转移。以至于陈立夫仰天长叹，离活捉周恩来只差5分钟。即便如此，党组织也只是避免了“斩首行动”，有了顾顺章的告密，上海所有的地下组织机构被摧毁，人员牺牲无数。原本恽代英被捕以后用的是化名，国民党特务没认出来，而且周恩来都打点好了，送去路费准备出狱。结果在出狱不久前，被顾顺章给认出来了，告诉国民党特务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。
他已经被王明架空，实际没什么权力，但毕竟是地位最高的总书记，抓到这个人影响极大。顾顺章向中统报告了向忠发的住处，周恩来接到消息，决定让向忠发留在自己家。谁知5月底的一天，向忠发突然说不住了，一定要回家，谁都拦不住。结果在6月22日上午溜街的时候，当场被抓。周恩来听到消息，马上给杨度送去5万块钱，请他找杜月笙帮忙，营救向忠发。没过多久，杨度把钱退回来，说问过杜月笙了，这次是南京直接来上海抓人，杜月笙也说不上话，没办法。这边周恩来在想办法营救，那边向忠发被捕后立刻投降，供出大量重要人员的住址，以及党组织机关的地址，导致很多人跟着遭殃。不过和顾顺章不同，向忠发的叛变没有换来生机，当天夜里就被蒋介石下令处决。从此以后，党组织再也不能在上海立足，1931年底周恩来奔赴中央苏区，亲自领导武装革命，王明则去了莫斯科，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，中国党内的大权留给博古。这一连串事件犹如蝴蝶翅膀，煽起的风吹到中央苏区，把毛泽东给吹的坐冷板凳了。而王明和张国焘短暂分手，再见面已是7年后，那时的两人势同水火，最终都奔向叛徒的人生结局。1935年6月，红一、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人亲自冒雨迎接，毛泽东还亲自写了几个欢迎标语：毛泽东和张国焘先后发表致辞，两支红军进行了热烈的联欢，但很快张国焘就发现问题了，红一方面军不足两万人，红四方面军足足有八万人。既然如此，凭什么他们能代表中央？我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却不行？这个想法一旦冒出来，张国焘再也收不住了，想把双方兵力的比例，带入中央委员会甚至是政治局。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能代表中央，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红一方面军，而是他们本身就是中央，代替党组织领导红军，恰巧跟着红一方面军行动罢了。也就是说，红一方面军是他们指挥革命战争的工具，不是说他们有了红一方面军，才能指挥革命战争。而且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，一声令下就能掀起大波澜，不是因为张国焘有多大的本事，而是因为他代表中央领导鄂豫皖。张国焘用党指挥枪的方法掌握权力，现在又要用枪指挥党的手段，要求更大的权力，左右横跳，算是他一直以来的做法。周恩来说向忠发的节操连妓女都不如，恐怕张国焘的节操，和向忠发也差不多。所以张国焘派人给彭德怀和林彪送牛肉、大米、银元的时候，没人理他。他想用兵力优势挟持中央南下四川的时候，也没人理他，毛泽东于9月9日带着七千人北上陕甘。最后张国焘直接“另立中央”，连合作多年的徐向前都不理解，说有问题可以谈，总可以谈通的，现在成立另一个中央算怎么回事，你要置党组织于何地？随着南下四川的战事不顺利，一起去鄂豫皖的陈昌浩也不干了，直接起来了张国焘吵架，要求带部队北上陕甘找中央。权力和命令从中央而来，这才是党组织内部的合法性来源，左右横跳投机的张国焘，始终没想明白。毛泽东和中央、红军抵达陕北不久，便遇到回国传达国际会议精神的张浩，他是林彪的哥哥，此时掌握着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本。张浩负责处理张国焘的事，话里话外都是一个意思，共产国际不承认你，你这个中央是冒牌的，赶紧承认错误回陕北吧。至此，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张国焘，连最后一点合法性都没了。走投无路的张国焘放弃“南下”的路线，同意和部队一起北上，一路上哭哭啼啼，犹如丧家之犬。再加上不久后的西路军失败，张国焘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，在延安被人骂的狗血淋头。当然他也反驳了，但怎么看都底气不足。一直有人说西路军失败是阴谋，其实和延安根本没有关系，而是张国焘为了保住政治资本，想在河西走廊另立局面，对西路军指手画脚，导致西路军成为一支孤军。两人在十年前就有矛盾，1931年的合作不过是互相利用，现在王明依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，而张国焘却不是当年的青年才俊。
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：“王明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，说话的态度，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。”
1937年底，王明刚到延安，就抢走张国焘住的窑洞，他吓得赶紧搬到很远的地方住。第二年初，王明专门上门拜访，说你的亲信黄超和李特，已经做为托派分子处理了。张国焘的亲信，王明想杀就杀，那么犯了重大错误的张国焘，王明有九种方法可以弄死他。张国焘越想越怕，原本可以在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”的宗旨下，苟且偷生的活着，现在王明到处针对他，恐怕想好死都难。1938年4月4日，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拜黄帝陵，期间和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说：“我想和你谈谈。”一个共产党的政府主席，和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主席，悄悄的说谈谈，要谈的肯定是不能为人知的话。
张国焘跑到西安，被林伯渠追上，再跑。到了汉口被李克农追上，继续跑。张国焘决意跑到地老天荒，死不回头。从1924年出卖李大钊起，张国焘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革命，到了1938年，他终于不用再伪装了。说来也奇怪，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，也是从张国焘引起的。而捧着尚方宝剑的王明，随后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，根据共产国际分工负责的意见，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，王明领导统战工作。
由于背靠共产国际，王明经常不服从命令，跳出来指点江山，甚至在“整风运动”的时候，他还想用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，说这是反对苏联。1943年5月，共产国际解散，王明的国际关系便没有丝毫价值，毕竟共产国际和党组织是上下级关系，苏联和中国是国家间的平级关系，在法理上，没有资格领导中国的事情。于是在同年底，《关于研究王明、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》发出，开始集中火力整顿王明留下的错误问题。1948年11月，解放战争进行到收尾阶段，张国焘追随国府去了台湾，因为没有住的地方，生活艰难，第二年又离开台湾定居香港。之所以没人搭理他，原因也很简单，一个叛徒而已，神气什么。1979年12月，移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张国焘，贫病交加，被冻死在多伦多的养老院里。
那年中国正式改革开放，他曾经的部下们，正在重新规划国家的未来。他本来有一手好牌，被自己打烂了，之所以会打烂一手好牌，根本原因就是张国焘的投机本性。1956年，已经靠边站十多年的王明去莫斯科治病，再也没有回国。此后20年，他以替苏联骂毛泽东为生。师哲曾经问毛泽东：“我们和王明的分歧到底在哪里？”毛泽东回答师哲：“他为别人考虑的太多了，为我们自己考虑的太少了。”1974年，王明在莫斯科去世，苏联给他的评价是：共产国际的老战士、苏联的老朋友。这两个斗争多年的人，没有一个是最后的胜利者，历史给过他们机会，但他们把自己活成历史的过客。他们都看不起的毛泽东，却从井冈山走向天安门，注视着这个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。其实说到底，王明和张国焘都有超群的能力，但他们并不知道国家需要什么，革命运动该怎么走。所以他们只适合做独当一面的干将，根本不足以做掌控全局的统帅。既然不知道未来向何处走，王明、张国焘、顾顺章和向忠发等叛徒们，自然经受不住考验。一旦面临生命危险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活下去再说，哪能管得了革命的事。如果有人提前告诉他们，只要再坚持十几年，必然能在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，他们还会做叛徒吗？而毛泽东恰恰是知道未来的人，早在20年代初期，他就非常确定的和朋友说，只要20多年时间，共产主义一定能够改造中国。他的确定性，来自渊博的知识、实地的考察、对中国的理解，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坚定信仰。这样的人，才能几十年不动摇，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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